罗生门读后感 篇一：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重要作家，短篇小说巨擘，也是当时新思潮文学流派的柱石。他的短篇小说并不像我们所熟悉的众多短篇小说那样有个完满的结局，而往往给读者带来的是出人意料的结尾。这也正是芥川龙之介之所以被称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鬼才的重要因素之一。《罗生门》里发生的故事就好像是大千世界中截取的一个小小片段，实质平常所见的事情，却在特定的环境下放大来看竟显得如此这般的丑恶与突兀。
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刚被主任辞退出来的家将。本是一个善良而普通的人，当他面临衣食不足的窘境时，他心中萌生了一个的念头“倘若不择手段的话”。来到这罗生门时，这个念头仅仅是一个“倘若”，事实上他是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的，他毕竟只是一个良民，连他自己也对自己是否真能够“走当强盗的路”而产生了怀疑。当他来到门楼上，看到那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太婆的时候，他的正义感告诉他无论如何，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已经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刚才那些“当强盗”的念头消失了，他上前抓住那个老太婆，就像每个正义英雄在遇到邪恶反派时会做的那样。老太婆害怕了在要给自己开脱时，她告诉了家将关于她拔头发是为了做假发，及被她拔头发的女人其实生前也是干过坏事的。但老太婆并没有料想到，她的自我开脱正正给了仍在踌躇的家将一个当强盗的正当理由。作者最终以家将抢去了老太婆的衣服结尾。故事在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而真实。家将、老太婆、死去女人之间的关系，不由让人想到鲁迅先生常说的“吃人”的现象。谁在吃人？谁在吃谁？每个人都在“吃人”，每个人又都在“被吃”。因为那些仅剩的良知，也被饥饿折磨地昏头了，而社会又给与每个人看似合理的“吃人”的理由。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人心的复杂多变，善与恶的定义并非轻易就能划分出来。善恶观是以人对社会认识的深度和目标取向为依据的，作为一般人，总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只有在生活无忧、风气淳朴的社会里，人才会活得有尊严，有善良的愿望和对罪恶的憎恨。而在一个贫穷、不公正、风气恶劣的社会里，罪恶感会被消解，善良和正义就会成为一种摆设和借口。而“吃人”的把戏就会循环上演。
作者在《罗生门》中细腻的描写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从性本“善”到最终的恶，过程中看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转变，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内心的懦弱。人们相信正义鄙视邪恶，在现实中却不能坚持正义，并存侥幸心态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最终屈服于邪恶且不自知。人性的丑恶在这本书里被淋漓的刻画，我们看到的故事如同被人一件件撕扯下了外衣一样，狭隘、自私、卑鄙，人们不想也不敢直视的东西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本内容由 乖乖作文 WWW.gUaiweng.com 整理]
罗生门读后感 篇二：
《罗生门》可以算是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它并不像我所熟悉的欧亨利等的短篇小说那样，通常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罗生门楼里发生的故事就好像是大千世界中截取的一个小片段，没有过多的雕琢痕迹，却依旧让人回味无穷。
我认为日本作家多是比较喜欢而且善于描写人的内心的细微变化的，这在《罗生门》中也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作为主人公的家将，本是被老主人辞退出来的。他本身是一个善良而普通的人物，当他面临衣食不足的窘境时，他心中萌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倘若不择手段的话……”，这个念头催他出门，来到这罗生门之下。此时，这个念头仅仅是一个“倘若”，他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的，他毕竟只是一个良民，连他自己也对自己是否真能够“走当强盗的路”产生了怀疑。而当他来到门楼上，看到那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太婆的时候，他的正义感告诉他无论如何，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已经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刚才那些“当强盗”的念头消失了，他上前抓住那个老太婆，就像每个正义英雄在遇到邪恶反派时会做的那样。老太婆害怕，她要给自己开脱，于是她告诉了家将关于她拔头发是为了做假发，及被她拔头发的女人其实生前也是干过坏事的。而她不知道，她的自我开脱，也给了正在踌躇的家将一个当强盗的正当理由。作者最终以家将抢去了老太婆的衣服结尾，在这个罗生门里的一进一出，就像经历了一次社会的洗脑。
家将、老太婆、死去女人之间的关系，不由让人想到鲁迅先生常说的“吃人”的现象。谁在吃人？谁在吃谁？有很多人试图从理论中归纳出个一二三，我却觉得比起那些文学评论，小说通过作者平日的观察提炼，写出的虽然是“故事”，却更能揭露吃人的本质。死去的女人生前是“吃”官兵，老太婆“吃”女人，家将“吃”老太婆，每个人都在“吃人”，每个人又都在“被吃”。因为那些仅剩的良知，也被饥饿折磨地昏头了，而社会又给与每个人看似合理的“吃人”的理由。人们吸吮着别人的鲜血又毫不知晓，任凭说他们愚昧也罢落后也罢，真正处于那个社会之中，也只能像被打了麻药一般，无法振作精神，看清它了。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能够清醒地看清这个社会弊病的人有几个？最可怕的是很多的人自以为看清了，还对这个社会妄自下了如何如何的定义，又全然不知自己的愚蠢的，那与当年被迫抢劫的家将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吧。
伟人之伟大，不仅因为他们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俯视这个社会，评判这个社会，也因为在俯视过这个社会后，他们仍能够落下来评判自己。所以优秀的小说大多不是以“万能的主”的角度来进行描述。这篇《罗生门》，就像是行走于社会中，遇到了罗生门前的这位家将，便尾随着他，看完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故事后又离开，继续别的行走。作者看似超脱了社会，却其实在这社会之中。作者为《罗生门》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时代，并将被人们一代代诵读。
罗生门读后感 篇三：
短篇小说《罗生门》是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大学时代的作品，自此，芥川正式步入文学创作之途。芥川生于1892年，卒于1927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多愁善感，创作时讨厌平庸，讨厌直露浮泛，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和自然主义的写实。行文精雕细琢，立意独辟蹊径，构思缜密严整，然文风冷峻，用词朴素压抑，擅长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时常流露出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
罗生门是坐落于京都的一座破庙，故事年代，京都连年遭灾：地震、龙卷风、大火、饥荒等不一而足。整个京城尚且衰败不堪，何况小小的罗生门，于是，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罗生门里的佛像和祭祀用具俱已损毁，涂着朱漆或饰有金箔的木料被人推在路旁当柴出售。
社会经济低迷，人们普遍生活窘迫，在生存压力下，道德和良知失去约束，人性的“恶”渐露狰狞。由此犯下罗生门下的五宗罪。
第一宗罪。由于京都城的衰败不堪，仆人被多年的雇主解雇，以致仆人走投无路，迫得在破庙栖身。经济压力下，雇主的冷漠与仆人的弱势形成强烈对比。仆人对雇主不能说无怨无恨，却也是无可奈何。仆人的当务之急是设法筹措明日的生计，但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即使想方设法也是无法可想。为生计所迫，是仆人蜕变为盗贼的原动力。
第二宗罪。在萧条的大背景下，庙宇因无人修缮而衰败不堪倒也罢了。但无主尸体被遗弃于罗生门楼上且日久成俗，任由食尸鸟啄食，以致日暮时分罗生门的上空昏鸦蔽日。人世间重生轻死本是常情，然而对死者的遗弃却超出了“轻死”的度，一个对死者失去尊重的社会必然见利忘义，死者的无助折射出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助。
第三宗罪。为生计所迫，老太婆竟然去拨死人的头发做假发。对死者的亵渎，必然导致生者的同类相残。无论这个得瘟疫死去的女人生前有多么的十恶不赦，死亡等于清算，应该能洗去其一生的罪孽。然而，老太婆连死人也不肯放过，求生的本能淹没了道德的界限，良知轻易地滑向罪恶，其行为之恶劣可与当年午子胥掘墓鞭尸相提并论。
第四宗罪。仆人三下两下扯掉老太婆的衣衫，一脚把抱住自己腿不放的老太婆踹倒在死尸上，然后把剥下的丝柏树皮色衣服夹在腋下，转眼跑下陡梯，消失在夜色深处。仆人阻止老太婆对死人的亵渎，是出于善的本能，然而当他去剥去老太婆衣服时，却是以惩恶的名义在作恶。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弱者无力抗争强者，就将矛头指向更弱者。
第五宗罪。被拔头发的死去的女人，生前曾把蛇一段段切成四寸长晒干，说是鱼干拿到禁军营地去卖。禁军们都夸她卖的鱼干味道鲜美，竟顿顿买来做菜。东京都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当前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社会里。
贫穷是人性滑向“恶”的首要推手。正如梁晓声所言：“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罗生门里一共出现四个人物，包括雇主、仆人、老太婆、死去的女人。为了生存，雇主解雇仆人、仆人欺侮老太婆、老太婆亵渎死去的女人，而死去的女人生前又去欺骗士兵。他们严格遵循丛林法则，剥去温情的道德外衣，把人性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义缺失是人性滑向“恶”的另一推手。人在盛世，道德是束缚“恶”的软力量，社会越和谐，道德的约束力越强大；刑律是束缚“恶”的硬力量，如果为恶触及底线，必然受到惩罚。然而当乱世来临，为“恶”得不到道德的谴责，得不到正义的惩处，社会整体道德沦丧，底线无人看守，为恶者获利丰厚，为善者举步唯艰。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驱使下，叫人如何不去善从恶，历来改朝换代时期的盗贼蜂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善”与“恶”就象宝剑的双锋，当为善超出“适度”的围畴，会滑入“恶”的行列，善与恶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这与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其相似，超生的人须支付一笔的社会扶养费，政府收费具有惩罚性质，其本意是通过经济手段抑制超生者的生育冲动，达到少生优生的目的。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悄然变味，部分基层政府通过老百姓交钱就给生育指标的方式，动员富人超生，从而达到创收的目的。
类似的现象何其多，我们仅以交通罚款为例。交通违章处罚本是规范交通秩序的手段，却越来越象一个个不怀好意的玩笑。君不见，当有车群体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城市的停车场却越来越稀少；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交通摄像头，规范交通秩序用得着这么多价值不菲的摄像头吗？摄像头横杆上的雷达感应系统，利用超声波原理感知移动目标，相当于全天候免费为过往的行人车辆打B超，是为了老百姓健康着想吗？与摄像头配套的大功率灯泡，刺眼的强光直射汽车前挡，行车者途经交通摄像头时，经常眼前一片空白，埋下巨大交通隐患；交通警察终日忙于违章停车罚款，却对交通要道的拥堵怠于疏导。交警系统本是社会交通秩序的忠实守护者，是道路正义的伸张者，然而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却逐渐演变为盈利组织，打着维护交通秩序的旗号全力创收。
与交警罚款类似的，还有工商罚款、环保罚款、卫生罚款、公安罚款、城管罚款等等不一而足，以罚代管现象遍地都是。犹如《罗生门》的仆人，本该守着“善”的职能，却不知不觉步入“恶”途。这是谁的失职，谁该为他们的趋恶性埋单。
经济社会中，人既有善的本能，也有恶的冲动，大多数人在道德的倡导和法律的震慑下，不敢为恶而转而行善。同样，公权力也有善恶两面性，对于它的去恶扬善，该由谁来倡导谁来约束呢？对于行政权力滥用，社会道德是不能起倡导作用的。那么法律呢，法律本该可以约束公权力的越界使用，但大多数法律法规就是政府部门参与制定的，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本是上下级关系，是利益共同体。出台一部法律无非是为执法者的为所欲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所幸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年来，一次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批批的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一部部法律的重新修订、一年年的倡导服务型政府。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把公权力关进笼子，正在努力打造有限政府。